七月絮语

作者认为，对于决定移民的下一代说来，中文到了初中的程度就差不多了，认得的字能读通中国近代史就已经足够。他认为，与其花时间在中文上，不如学习其它语言，去获取不同语言的附加价值，如德语的精密、法语的优美、日文的含蓄。而对于中文，他认为附着其上的文化价值已经消失，自五四之后就被挖空了，填充进去的是政治纲领。

我赞成移民学生不需要掌握中文。但对于中文是否失却了文化价值这点尚抱有疑虑。之前读过《中文已死》那篇文章，也确信政治确实深刻地改造中国人如何使用语言，但中文就会因此失去背后的历史沉淀吗？毕竟古代文学始终在那里，政治影响的是后人如何去解读它们。

大陆学者们常常会在著作的前言中进行一番阶级批判来作为“免责声明”，不管他们的观点是权宜之计还是发自真心，读者们确实会受到他们视角的锚定而被塑造成政府想要的模样。但我认为陶低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语言的复杂性。我不认为如 1984 中的“新话”能在真实世界中彻底实现，而即便是那样的世界中也有温斯顿这类反叛者。而且中文并非被中国大陆独占，台湾、马来西亚等的中文文学也在红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蓬勃生长着。

那我们怎么办呢？我指的是抗拒着政治化塑造，却仍眷恋母语的人。我们能避免思维浸染吗？哪怕能做到不接触任何可疑的文字，思想能在这闭门中鲜活吗？语言的活力来自于对话，他者的缺位使得我们只能回转到自身。国外书籍是个不错的谈话对象，哪怕经过翻译与审查之手，仍有交流的价值。且在这种畸形的环境中也能诞生不少戏谑的文字，它们是自古以来的心照不宣。古人畏惧着文字狱，但却同样想要诉说，想要怒骂，于是中文变得含蓄而充满隐喻。最近看到一部英国女生拍的视频，她在中国生活过，并且中文也说的非常地道，视频的主题是中文与英语在思想层面的比较。她认为包括中文以内的东亚语言是含蓄的，理解对话的责任被抛给了听者，英语则相反，组织文字者有必要将自己的思想清楚表达。有人会觉得这种含蓄是一种美，有一种东方哲学的韵味，但在生活实践中，这种含蓄也变成了上级不愿承担责任而使用的伎俩。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在许多人看来，《人民日报》是像密码本一样的东西，这个国家的潜流可以从报纸的排版、人名出现的顺序、人像照片的尺寸等角度进行解读。他们像是古代占卜吉凶的巫师，从龟甲的裂缝中猜测不可知的天威。语言思维的对比也表现为中西方教材质量的差异，西方教材明显就是比本土教材更简明易懂。这种含蓄究竟是语言的特质还是仅仅是使用者的态度呢？但既然经过翻译的教材也比本土的易懂，那么我想这个毛病果然还是出在使用者身上。

或许这是一种贯穿了千年的恐惧影响下形成的语言传统，因为 我们害怕自己所写下的东西 。

Prot 终于盖好了他的小屋。

小屋建在一座环境不错的小山上，项目从今年年初开始，总算在夏天结束之前完成了整体框架。目前已经是能住人的状态了，不过进度仍然很紧张，因为他必须要赶在冬天到来之前做好准备。

从他每隔几个星期的 Vlog 中能感觉到建造自己的小屋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油管上很多野外生存网红拍的建造避难所视频曾让我产生那很容易的错觉，但像 Prot 那样用来生活的屋子其实需要花费很多精力，需要考虑诸如排水、地基、发电、园艺规划等等问题。

对比普通人，他过的是一种非常清贫的生活，但我也非常羡慕他。

这个老师语速太快，反复看了三次才听懂他在讲什么。

自从东方冥想法以 mindfulness 的名义在西方兴起之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针对冥想者的生理变化的研究。冥想本身其实和宗教无关，可以将它看作是一种心智的训练，但若撇开佛教的指导，那么又会有很多人去为了新奇的体验而进行冥想。

DMN(Default Mode Network) 被老师认定为心灵苦难的祸首，因此一个自然的推论是，要想终结这样的痛苦，唯一的方法是终止思维。在一点和《当下的力量》一致。他们都认为我们被思维掌控了，我们成了大脑的奴隶；因为我们无法停止思维，那么显然思维并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是一个工具，相反，我们成了思维的载体，成为它为了维系自身的工具。我以前写过一篇叫做我不等于我的大脑的文章，当时一个很偶然的体验，让我深刻地体认到了这点。思维凭空冒出来，不断占据着我们短缺的注意力，并且我们开始认为思维是“自我“产生的，或者说“思维就是我”。笛卡尔的名言从这个角度看应该反过来：我思故我不在。因为当我们将注意力放在思维身上时，自我便被它们的噪音所淹没，充斥着头脑的是过去的扭曲记忆，以及对未来的忧虑，真正所能拥有的当下却在我们的分心中溜走。

老师举了几个有趣的心理实验：

• 让志愿者独自待在房间里，没有手机、书籍、电脑，他们只能在坐着发呆。他们面前有一个按钮，按下去之后就会遭到电击，有多人会为了打发无聊而按下按钮？结果表明，十多分钟后，他们就开始通过电击的疼痛来自娱自乐了
• 自行其是的嘴巴。实验者被戴上耳机，屏幕前会出现带有颜色的单词，单词的含义与其颜色并不一致，比如单词 green 的颜色是灰色的，以此来造成干扰。每出现一个单词，实验者就得说出单词的颜色。由于耳机是隔音的，他并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他的声音被录下来，然后在恰当的时候重新播放。比如刚刚出现的单词颜色是 grey, 而他也正确地说中了这个颜色，但是他在耳机中却听到了之前的一次实验中自己说出的 green。于是这个时候问他：你刚刚说了什么？他会回答 green

经过他对自身的实验，他证明了抑制 DMN 是可能的。因为 DMN 活跃在特定的脑部区域，而经过长期的冥想之后，这些区域的活跃度显著降低了，并且这个趋势在停止冥想后仍然持续下去。所以，痛苦的终结是可能的。

不过我觉得他太过强调“思维的终结”了。因为那只是冥想的副产品而非目的。如果将思维停止当作冥想的目标，那就如同企图用力按下浮漂来让其沉没，你按得越用力，反抗的力度也就越大。冥想是一项你只能关注过程的活动，将注意力放在一个焦点中，专注。思维会渐渐平静下来。

我断断续续练了好几年的冥想，目前最大的收获是入睡变得不再困难。

香港出版的儿童绘本，讲述的是一个狼入侵羊村的寓言故事。绘本的作者及出版方于去年被捕，到今年年初的时候继续陆续被释放了。单看这个故事，如果放在其它时候，未必会使制作者付出如此惨重代价，毕竟我们曾经也能有小兔子哐哐 这样的动画，而后者的表现甚至更为直白与血腥。只能说大陆不是十多年前的大陆，而香港也不再会是香港了。

这里我感兴趣的是国族认同的拟人形象选择。绘本选择了羊与狼的关系映射（英国则是牧羊人），其中或许没有什么历史渊源，但大陆民众却几乎一致地会选择将自己的族群想象为兔子。我想这并非是《那年那兔》的首创，上世纪的著名恐怖电影《疯狂的兔子》就是一个例子。《那兔》应该取自“兔子急了也蹬鹰”这句俗语，看中的是中美关系与兔鹰关系的对照，作者无疑将中国想象成温良的吃草兔子，被凶恶的鹰逼急了于是“展现出深藏不露的实力”。

而兔子这个形象也可以从其它方面来理解，在 Alice's Adventure in Wonderland 的茶会中， Alice 提到了 March Hare ，即出自所谓的“三月兔”的英语俗语，她认为兔子在繁殖欲旺盛的三月最为疯狂。于是红眼的兔子在拟人化中常常用来来指代前 30 年，而其繁殖力也恰好对照了人口之巨。

于是正反方都恰好在同一拟人形象中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这在其它文化中恐怕并不多见，这点实在是很有趣。

在马拉维拍摄“我是黑鬼智商低”视频的中国公民卢克，7月20日以拐卖儿童等14项控罪被判12个月徒刑，附加驱逐出境。

卢克自赞比亚被引渡回马拉维后未获保释，羁押期限自2022年7月16日起算，因此折抵刑期已满，当庭获释；他需在7日内离开马拉维。

卢克承认本案控罪；在量刑求情阶段辩护说：自己是初犯、已悔罪、已羁押一年， 拍视频是为传播中国文化 ，并已向当局缴交1600万夸加（10.84万人民币）用以赔偿受害者。 — 竹新社

他的辩词最“精彩”的一点就是自称：拍视频是为传播中国文化。

这点看似非常荒诞，但我认为他心里确实是这么想的，并且他的视频也的确达到了“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这让我想起了之前“大翻译运动”盛行的时候，当时官方的口径是这是境外势力主导的用来抹黑“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的邪恶行动。然而他们翻译的极端言论确实都盛行于中国网络之上，以至于用“极端”来形容都不太恰当，因为如果这种意见已经成了主流，那还能算是极端吗？比如歧视黑人在国内舆论网络中已经变成了心照不宣的共识了，去国内网络上翻找这个新闻，很多人的评论居然是“歧视可以，但不能让国外知道”。

顺带一提，我对于“中华传统美德”这个概念一向非常怀疑。就自己的日常经验，以及对近现代史的了解，我们的道德水平远远够不上这个牌坊。近来我渐渐开始了然：一如在街头随处可见的“核心价值观”，所谓的传统美德大约也是从前用来挂在路边的口号。这个词的真实含义并不是“中国人从古至今都有美德”，而是“中国人一直有 提倡 美德的传统”，这两个含义看似相近但实际上截然不同。这又关联到另一个我感兴趣的议题：汉语如何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它是一种精确的语言吗？这是个很大的命题，但我觉得从这些日常的例子中，普通人也能得出自己的基于感性的结论。

最近 Red Roulette 在台湾出了中文版，于是红顶商人段伟红及该书作者沈栋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看了视频，沈栋的确非常有气质，在采访中侃侃而谈的样子很有传统儒商的风采。如今他与儿子移民英国，为了给儿子解释母亲的遭遇，他决定将在大陆经商时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整理成书，让其它国家的人一窥权贵资本的运行逻辑。

从情感上，我对于“既得利益者”的自白总是抱有偏见，尤其是像他这样在大陆敛财后跑到国外后才良心发现的商人。我也无法同情段伟红的遭遇，毕竟有那么一个身份显赫的干妈，再如何也不会有多么残酷的遭遇，我有限的同情心远不至于如此廉价。但比起某些跑到国外却还借着前体制内身份，装作一副异见者模样却依旧不敢触及任何红线的人来说，沈栋及其作品更能得到我的尊重。

不过正如他的一次采访中解释为何用英语写作时所说的，这本书描述的东西对于我们大陆人来说并非什么非常新鲜的事情，毋宁说是历朝历代的潜规则， there is nothing new under this sun 。

秦以后的中国历代并不符合西方学术界对封建的定义，因为统治结构由国王分封变为郡县制度，贵族被“公务员”们取代。近来有许多为儒家“平反”的学者，比如秦晖、王德峰，他们并不赞同自五四之以来将儒家视为中国落后的罪魁这种观点。秦晖认为，首先要明确的是秦以后中国的政治传统并非儒家，而是法家。其次，倘若中国沿袭了周制，那么到了近代，即便无法自主完成现代化，也会更容易实现君主立宪，因为儒家的主要观点，即推举贤者治国，是带有民主特征的。而也正是因为秦制这两千年，积累了巨大的惯性，让我们在进入新时代之后，又重新回到了两千年前的老路上。

秦制将所有权利归于一人，形成所谓的“实君”，相对于日本、英国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虚君”，要实现君主立宪的现代化转变无疑更为困难。秦制，从表面上看，用公务员取代贵族是让阶级流动性变强了，因此似乎中国古代社会比西方传统封建更为“平等”，但实质上也是鲁迅所谓“求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而且这种制度对人民造成的灾难之深也是罕见的。每次动荡的改朝换代都会让人口锐减，而英式王朝的演变却决不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死亡。网民常常嘲笑日本战国是“村级”战争，他们总以中国古代战争波及的人口之巨为荣。换句话说他们下意识中将自己当做了王侯，于是以苍生为棋，这就是所谓的格局、大局观。

话说回来，对封建定义的反思不能作为恢复儒学的动机，因为糟粕的思想总会偷渡进来，譬如女德、愚孝等观念。如果可以说孔子疾呼的周礼有着近代君主立宪的雏形，后世一心为民的儒臣是朴素的民主斗士，但那也决不是如今进行思想倒退的理由：其它国家早已实现现代化转变，到这里却还对公元前的东西念念不忘，难道是要搞一个迟来五百多年的文艺复兴？

更何况，如今也早已不是那个乡土社会，根本不存在复兴“周礼”的土壤。王德峰对中国社会道德退化开出的药方是重读国学经典，他认为西方的法治在这里必定水土不服，认为用诉讼无法得来道德，这在我看来是非常荒诞的。我认为社会道德必定建立在法治基础上，如果一个社会用法制来否定义举，以达到全民原子化的目的，那么将决不会有普世道德产生的空间。如今香港就面临着法治到法制的退化，其社会的道德风貌转变也是一个绝佳的观察窗口，世界上有多少地方能进行如此规模的社会实验呢？

已经多次在路上看到拍“情景故事”的人了。有抛弃女儿之后遭报应的老太婆，有堵着轿车讨薪的工人，还有出轨后跪地求回心转意的妻子……我觉得这可以证明网络上充斥着很多这种挑逗观众情绪的短视频。

负面的信息令人上瘾，于是人们孜孜不倦地刷着短视频，在透支注意力的同时也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充满猜忌。因为在接收到这种“故事模式”之后，大脑会不自觉地在身边也寻找类似的模式，随着准备将自己的生活也变成短视频中的又一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