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与随想

很少有人知道，在三十多年前，曾有一个白色的女神雕像在广场上立起，和那个沉默的威严老者对望。她的双手高举火炬，仰望那个红色的高台。然而，在四天之后，她被推倒、砸碎。

近来，我注意到很多女性的身影，她们孤身一人，决定独自面对人类史上最庞大的统治机器。

我想问，为何总是女性？在伊朗和阿富汗，她们走上街头为自己受教育的权利抗争，随时面临死亡威胁，令我动容的是，她们说每次出门都做好了死的准备。

‘But I saw that thousands of young people have been killed for freedom. I told myself that my blood is no more colourful than the blood of other young girls, so I am choosing not to be silent through this government.’ ¹

在那天失去自己孩子的母亲们组成大约一百多人的团体，即便被监视威胁，她们从没有选择遗忘。有个日本记者曾去采访一位姓徐的母亲，那年为了向世界表现自己的开明而允许她们去现场祭拜。那天她在出门前在衣服里面塞了很多药，她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她说她担心如果这次被抓，因为没有药而在牢里死去，就无法活到儿子平反的那一天了。去祭拜的时候，记者被误认为是她的亲戚被允许通行，他看到外面围着几百号警察，人墙里面也有上身穿着西服，下面穿着运动鞋的便衣。母亲们对他们视而不见，只是在地上摆出香烟和啤酒，彼此抱头痛哭。

但那些父亲们呢？记者说，他们往往会觉得对抗这样一个庞大的敌人没有希望，所以终日酗酒，大多早早死去。无独有偶，那部纪念光州事件的韩国电影，《出租车司机》的原型也遭遇类似的命运。那个拍摄下惨剧现场德国记者，曾多次返回韩国，托很多人帮忙想找到当年那位司机，但始终未能如愿。他在2016年去世，没能找到老朋友成为他临死前最大的遗憾。电影播出之后，一个名叫金承必的人在 twitter 上声称自己的父亲就是当时的司机，并展出了当年的很多照片，他还透露了父亲后来的状况：

爸爸性格很善良，也很爱惜车子——平时连一滴汽油也不会让车子沾上。但是有一天晚上，爸爸很晚才开车回家，而且车身伤痕累累，鞋子也破了。回家之后说了一句：怎么可以这样杀害自己国家的人！

本来很少喝酒的爸爸，从光州回来后似乎受到打击，不停地饮酒。最后因为肝癌在1984年离世。

或许是因为理性告诉我们，这样的斗争毫无希望，在这种情形下，最正确的反应是逃跑。最近三年，多了很多这样的例子，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偷渡到美国。我看到他们脸上露出的幸福笑容，即便脚上戴着电子镣铐，即便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他们都无法获得合法的身份。他们曾在雨林艰难跋涉，躲避着警察的搜捕，在汹涌的海浪中九死一生，即便这样他们也不愿意反抗。因为他们的理性告诉他们，那样毫无意义。

最近我在端传媒上看到一篇讨论女性主义的文章，在讨论的那起侵害事件中，作者阅读当事女生发表的文章，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

這篇長文回應是一篇不合格的辯詞，正如它的作者坦承、它的批評者攻擊的那樣的——「沒有證據」。但它恰恰不需要是一個合格的辯詞，因為它所預設的聽衆和讀者中，早已不包括那些等待着理論投餵的看客、等待着網絡升堂自己做法官的幫閒、等待着咬文嚼字再一一拆解反駁的「對方辯友」。這篇回應的力量恰恰就蘊藏在它對自證清白的堅定拒絕，而轉向「girls help girls」。小默們不再費力爭取樂於辯論、樂於討論問題、樂於探尋問題答案的男性的同情理解和理性的說服，潛意識裏她們發現了更值得爭取的東西是相同境遇的人之間真正的聯結。²

我想，如果真的有希望，或许希望在她们身上，在感性而不是理性上，在重建人与人之间真实联结上。彼此共情，而不是将对方看作是数字，看作实现某个伟大集体目标的工具。